边缘保加利亚(下):被重新书写的二十世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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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保加利亚三十年的历史浓缩为一个关键词,那必然是“转型”(transition),这个词今天仍铺天盖地,随处可见。对保加利亚的审视不得不一再回到那个起始点。

对爱丽莎而言,1989年11月10日的记忆更多是一种困惑和尴尬。“我当时十岁,从学校回到家,发现我的父母像疯子一样在厨房里笑着跳。不受控制的笑声之后,他们终于回答了我正在发生的事情:‘日夫科夫已经倒下了。’ 我却并不知道日夫科夫倒下有什么好开心的。”

实际上,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二天保加利亚发生的事更像一场宫廷政变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时刻。改为社会党,撇清过去,积极投入选举,保加利亚也是东欧唯一一个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由转变而来的社会党得到最高选票的国家。

11月10日之后的几个月都被作为改变的时刻进行庆祝,尽管起步不稳,但街道上确实发生了变化,新的抗议和政治自由裹挟了所有人。“我没有被排除在社会的大规模政治化之外,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广场加入我们的父母们,唱着“”和本土的民主赞美诗,到处是反对党的标志和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的面孔”,爱丽莎说。

也出现了一些青年梦想家们,他们成立了“奇幻俱乐部”,全名是“科幻小说、启发和预言综合俱乐部”,1989年,官方和民间呈现奇异的混杂,这样的俱乐部存在在官方文化中心内部,东欧国家都存在类似的机构,在古怪或边缘化的掩护下,可以讨论些非官方的观点。在画着神秘野兽和银河太空的旋转图案的房间里,哲学背景的年轻人们不知疲倦地讨论莱姆和阿西莫夫,也讨论“国家问题和全球问题”、“西方和东方的思考形态”、“亚文化和反文化”等问题,更不用说“恋母情结的症状”或“性关系的未来”了。他们甚至草拟了一份新的保加利亚宪法,并翻译成了英文,草案详尽,思虑周全。为了草拟宪法,他们阅读了许多国家的宪法,讨论其政治哲学,直至深夜。

俄语迅速从强制性课程中消失,西方语言被引入,可旧教科书还充满了革命性进步的比喻。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理课上仍然教着关于矿山的知识和工厂产量的毫无意义的数字,而这些工厂早已被后来的私有化毁掉了。在历史课上,老师不停强调从古代文明中汲取教训,教科书经历了长时间的修订,如何表述最近的过去仍然是教育工作者的难题。学历史的尼古拉告诉我,保加利亚国内学界已无人研究这段历史,除非一些特别的领域,比如保俄关系研究。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革命似乎是中东欧建起通向所谓现代和“成熟”之路的门槛,虽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经历了截然不同的革命性变化,但这些事件都遵循一个一般的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向后转,允许这些国家赶上时间和错过的发展。这种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结束的极权主义政权当年不是来自一场成功的独立革命,而是二战和苏联红军占领的直接后果。因此,人民共和国的废除是在回归旧世界和民族象征的标志下发生的,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传统和政党组织的延续。

对于波兰、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而言,这种对那一年作为成就的“曙光”的微妙看法似乎适用,然而保加利亚革命的情况具有其自身的现实。用学者理查德·克兰普顿的话说,“日夫科夫的下台是党的等级制度的作品;保加利亚的’人民力量’更是一种结果,而不是领导变更的始因。”

学者博兴·特雷科夫认为,保加利亚发生的革命应被归为消极的革命,即精英设计的社会和政治改革,通常依赖外国资本和相关思想,而缺乏国民支持。

在被动革命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关系反而有所扩大。葛兰西借用了文森佐·库科的被动革命一词,后者用它来形容意大利革命,葛兰西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其他国家没有经历激进的雅各宾式革命的现代化进程。在葛兰西看来,被动革命不会带来阶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民众的动员被利用,但大多数人并未参与政治进程,他们的要求是被忽略的。

保加利亚的转型在何种意义上是消极革命?一言以蔽之,把保加利亚整合为“全球北方”中的边缘国家,以资本主义重塑国家和社会。保加利亚的消极革命也形塑了一个政客和黑手党联手的统治阶级,此前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财富积累是不可能的。

转型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叙述与撒切尔主义的“常识”联系在一起,即“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 to neoliberalism。TINA成为西方的霸权话语,在苏联解体后迅速蔓延到整个东欧。

保加利亚转型的第一阶段是1989-1997。驱逐独裁者日夫科夫,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上台,这一时期为第二阶段大规模私有化做好了准备。

巴尔干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市场一体化,实际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贸易协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保加利亚之间的十年贸易协议,以及罗马尼亚的技术进口,导致这些国家陷入了债务陷阱。到1989年,南斯拉夫欠200亿美元,保加利亚欠120亿美元。后来发生在南斯拉夫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为了加强偿还债务所需的市场纪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要求对南斯拉夫联邦进行改革,进一步下放权力、去中心化,这加速了南斯拉夫的解体和民族主义的崛起。

有人说,1996年,保加利亚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缘。1997年冬天,由于恶性通货膨胀以及保加利亚社会党不愿意或无力平息有组织犯罪的崛起,大规模骚乱爆发。这一年,保加利亚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委员会,使保加利亚的金融体系依赖外国机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保加利亚实施了结构调整方案。

保加利亚于1995年正式申请加入欧盟,1997年开始的休克疗法正是表现对欧盟效忠的举措。

转型的第二阶段是1997-至今。保加利亚被动革命的第二阶段带来了科斯托夫这样凯撒主义者形象的人物,其特点是休克疗法,采取暴力原始积累方式的私有化,掠夺公共和国家资产。

当保加利亚开始所谓的市场转型,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进入了债务危机的第二个周期。债务迫使巴尔干经济体向外国资本和金融流动开放,这个过程主要是靠私有化进行的,拆除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国有企业,产生了残酷的去工业化,债务却越滚越大。

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里,转型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欣喜支持,后来人们强烈地感觉到被剥夺和社会分化。休克疗法之后是把累进税改成固定税(2008年),养老金私有化(2002年)以及正在进行的取消全民医疗,所有这些都不是通过公开辩论而发生的,当然其中少不了媒体的推波助澜。

所谓的保加利亚社会党,就像所有东欧由改组而来的社会党一样,保加利亚社会党在2000年代中期实施了一些最具破坏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实行固定税和养老金私有化。

生活水平上,保加利亚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在2004年达到1989年的水平。

在学者珍娜家附近,她给我指出那座楼是代表转型风格的建筑,“很丑,不是吗”。

我和鲍里斯坐在一路从市区开往郊区的公交车上,就如从旧贝尔格莱德开往新贝尔格莱德,从布加勒斯特中心开往郊区,成片的社会主义住宅小区出现,像开往一种不同的时间性。鲍里斯也生活在这里,这个职业为律师的年轻人在车经过苏联纪念碑时刚吐槽了一番,使得我犹豫了一下才说我很喜欢这个社区,他望着窗外轻轻地说,我也喜欢。

我在索非亚认识的很多人都生活在这个社区,每个bloc都有自己的公共空间,如或大或小的公园。和朋友约在公园长椅上而非咖啡馆聊天,好像回到小时候的中国式单位花园,而这里的住宅楼广阔无边,连绵的没有门禁的小区。连当地的人也承认这在当年极大了解决了住房问题。

学者瑞亚叮嘱我要从她家门前开始,沿着贯穿着一社区的大道旁开辟的一条极长的人行小路走走,会是不错的旅程,这条大道原来名叫列宁大道。后来我许多次走上这条小路,每次都像走在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两侧或宏大或破败的建筑顺次展开。也有新楼盘,无比讽刺的是一个开发商把仿斯大林式建筑包装为高档楼盘在出售,一旁真正的斯大林式建筑灰头土脸地矗立着。

在主流的社会氛围中有一个叫Red Flat的私人博物馆即将开业,让瑞亚颇为惊讶,而我成为了这个博物馆有史以来第一个光顾的人。它尽量去政治化,称只是还原一个时代的家庭生活,主人公都是虚构的,所有物件来自二手市场。

Red Flat中展示的巴尔干自行车说明书,每个家庭都有这样一辆自行车。

苏联式报头,被禁后又在黑市出现的弗洛伊德和尼采,储冬菜的玻璃瓶,巴尔干自行车,团员证,劳模勋章,夏天的黑海度假之旅,和同事一起游泳、日光浴、看电视,度过一个社会主义精英的幸福夏天,活在所有人的梦中,可以听到BBC的收音机,黑市上从隔壁开放的南斯拉夫进货的摇滚唱片……可以满足一个游客对保加利亚生活的想象,与之相连的还有一些乡愁,关于利他、无私、平等和社区。9欧的门票体现出针对的是外国游客,由此这个空间是一个和本地割裂的平行空间。

在现实生活中,不满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国家地缘政治倾向的人被嘲笑为“红色奶奶”,以表示他们属于过去。

保加利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污名化,来使新自由主义正当化,他们必须说服保加利亚社会接受在全球北方核心发展的某些模式和想法。 自1989年11月以来,新形成的保加利亚自由派精英成为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他们自称为公民社会领袖,活跃在非政府组织、智库和媒体,可说是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守门人。

发生在保加利亚史学界中的,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污名化解释,把1944年之前的过去浪漫化。事实上,几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统治国家的方式都是专制的,但这种专制被浪漫化形象所淡化。例如,在最近的采访中,历史学家乔治·马尔科夫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描述为“一位非凡的外交官”,以及实现“国家统一”和“拯救保加利亚犹太人”的政治家,“去法西斯”叙事是明显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威权君主主义政权期间,右翼独裁统治的和暴力、军事政变、严酷的社会经济条件、对抗的文化和政治气氛都未被考虑在内。

对保加利亚君主制的这种浪漫化带有怀旧的情感,也是回归欧洲的话语的一部分,是保加利亚自由派精英从中欧进口的。在剧变来临前的几年中,来自中东欧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通过利用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来作为切断与苏联关系的战略。

2000年,保加利亚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政权为罪犯。法律只具有象征意义,起到的是宣言的作用。 据称,其“摧毁了欧洲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并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2004年,保加利亚建立60周年之际,议会通过了一项宣言,称二战后,“现代保加利亚的建立者选择的欧洲道路被打断了,拖了我们进步的后腿几十年”。

这种叙事坚持认为存在着被定义为普遍欧洲文明价值观的东西的破坏。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欧洲的历史现实是各种独裁政权和极权主义政权的崛起,以及对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游击队的。1938年,27个欧洲国家中有16个拥有专制或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保加利亚也不例外。保加利亚那时还是纳粹德国的联盟。

为了肯定“回归欧洲”的叙述,不得不通过使用二元对立来否定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拖后腿”否认苏维埃的现代性。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保加利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历工业化,之后是不平等和文盲率的下降以及全民医疗的提供。1988年,在日夫科夫政权结束前一年,保加利亚的基尼指数为22,更接近欧盟国家。 相比之下,到2017年,基尼系数上升至40.2,这使得保加利亚成为欧盟唯一一个基尼指数超过40的国家,从而使其更接近第三世界,而不是第一世界。

政府还在改变集体记忆,重新命名城市、村庄、街道、行政机构建筑。1990年11月,保加利亚共和国取代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一个突出的例外是保留了保加利亚人民银行的名称,鉴于1997年被强加的货币委员会,这看起来颇为讽刺。旧的神职人员和君主的地名和街道名称被恢复。 研究者波瓦和卡利诺瓦发现,不仅游击队和政治人物的名字被拿掉,而且还删除了任何左翼政治人物,包括农业党领导人的名字。萨尔瓦多·阿连德、帕特里斯·卢蒙巴、亨利·巴比塞等国际左翼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名字也逐渐消失。有“革命”一词的街道也被重新命名。

与纳粹的合作被说成是一种战略选择,用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由此博兴·特雷科夫认为:“保加利亚修改历史者(可能间接地)应对当前对法西斯主义的迷恋负责。”

“索非亚平台”基金会是一个知名自由派智库,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转型一代是一颗定时炸弹》,把年轻人的非民主态度归咎于腐败,还说年轻人对民主有不理性的态度是因为遗产。新自由主义把消费主义视为民主的最高价值,从布什在911之后呼吁继续购物就可见一斑,该报告的作者谴责年轻人(转型的一代),因为他们将民主理解为“购买一切的能力”: 由于社会主义过去的稀缺经济,民主作为消费能力的看法是一种补偿机制。这样的解释性叙事接近于葛兰西在南方问题中所批评的叙事:人们本身的文化使他们变得懒惰、非理性和野蛮(如保加利亚易生腐败),这反过来又解释了保加利亚的边缘地位。

年轻人希望教育和医疗是免费的,这个报告则指责这种态度是从父辈传下来的不现实的态度。

“索菲亚平台”的另一个项目是为学生和教师编写了一系列手册,本手册的作者们都是保加利亚圈的知名代表。在一课程“日常生活作为政权的镜子”中,我们读到时期摧毁了“历史上建立的社会等级或社会群体之间自然形成的立场和关系,消灭了精英、政治家、工业家、银行家、大地主……”。1944年的事件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形成,被描述成一个外国势力(苏联)强加给保加利亚人民的无理行为。 在文本后面,工会被描述为控制和剥削工人的机制,而工会提供的社会福利据说被用于“社会歧视”。将这种叙述与工会失效的现状进行比较,令人唏嘘,公然无视工人和基本人权,已经成为这圈人的常态。所有手册都以问题和练习结束,学生被要求列出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有在以前会被视为非法的活动。这充分显示其政治宣传的特性。

在宏大的国家文化宫——受人们喜欢的社会主义最伟大成就象征——的旁边,树立起受害者纪念碑。两者存在形成鲜明对比,显然这一地点选择颇有用意。该纪念碑于1999年在斯托扬诺夫和科斯托夫当政期间建起,由一个小教堂和一个类似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黑墙组成,黑墙上是密密麻麻的受害者名单。当我和乔治聊起这个纪念碑,他告诉我,极其讽刺的是,黑墙上很多都是纳粹的名字。

近年来,保加利亚发生了许多可以被称为法西斯的民粹主义动员。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可怕的欧盟紧缩计划之后,充斥欧洲的右翼极端主义浪潮变得更加强烈。

今年2月,几千黑衣极右在索菲亚举行游行,以纪念因反犹太和亲纳粹而闻名的二战将军卢科夫。他们拿着火把和保加利亚国旗走过市中心,高喊“自由或死亡”、“所有人都要上法庭!保加利亚正走上新的民族主义道路!”。卢科夫是支持纳粹德国的保加利亚将军,后被游击队战士暗杀,新纳粹团体每年都会在2月纪念他,被称为卢科夫游行,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外极右的参加。尽管遭到人权组织和外国使馆的强烈谴责,它仍然存在。市长禁止了这次集会,但组织者赢得了推翻禁令的法院命令,他们称这违反了组织者的宪法权利。人权组织保加利亚赫尔辛基委员说,它有助于推广对少数民族的仇视,过去15年来保加利亚的仇恨犯罪率已经上升。

我离开索菲亚后,乔治给我发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我4月底来自德国、波兰、法国、匈牙利和捷克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将齐聚索菲亚,召开新纳粹大会。谁会想到索菲亚就这样成为了新纳粹的大本营。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宣布这样的大会,意味着不再试图躲避公众的注意。保加利亚当局很少调查极右翼团体,尽管纳粹意识形态被刑法视为犯罪。

宣布将参加“祖国欧洲联盟”会议的组织包括来自德国的“权利”,来自法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自波兰的“突击兵”,来自匈牙利的“匈牙利军团”以及来自捷克的“国民社会阵线”,在他们眼中这是一次“激进的欧洲运动聚会”。

保加利亚人对转向资本主义引发的结果的愤怒,转移到了少数群体这一错误目标上,以及民族主义幻想的其他“威胁”。

保加利亚是不接受难民的。它一直在致力于与土耳其建立边界的剃刀铁丝网,以阻止难民试图进入该国。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2015年至2017年期间,保加利亚仅接纳了约50名从北非和中东抵达欧洲的难民。很明显,保加利亚政府并不认为移民可以解决该国日益减少的人口问题。

除土耳其人之外,罗姆人(吉普赛人)是被塑造为敌人/贱民以加以攻击的首要目标,他们占保加利亚700万人口的5-9%,是该国最之一,不仅是社会边缘的最底层,还饱受歧视和污名化。

我在索非亚时,活动家斯蒂芬告诉我另一城市加布罗沃正在发生大规模的反罗姆人抗议活动,一些罗姆人的父母正在让他们的孩子离开学校,因担心他们的安全。加布罗沃的种族紧张局势已存在多年,而最近政府决定拆除被罗姆人占用的废弃房屋,之后发生了一个罗姆男子袭击一个店主的事件,反罗姆人抗议开始升级。

这和去年发生的反罗姆人暴力案件颇有相似之处,国防部长本人鼓励了对罗姆人社区的攻击,以“非法建筑”为借口系统地破坏了罗姆人的房屋。

政客和媒体也一直不遗余力地煽动反罗姆人情绪。如某党领袖曾呼吁政府放宽管制法,因“保加利亚人需要来保护自己免受罗姆人的伤害”,当时他的意见得到了保加利亚媒体的广泛传播,今天绝大多数保加利亚媒体继续将罗姆人描绘为罪犯或妓女。大众媒体接受并促进了危险的“罗姆人-公民”二分法,许多记者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或不关心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仇外心理和种族仇恨后果。

大多数前国家媒体对罗姆人问题的处理都是相似的。例如,在匈牙利,媒体中的反犹太主义文章时不时会出现,但除了同性恋社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群体像罗姆人那样长期、持续地受到公然污名化。

下着小雨的傍晚我走在去“自治工厂”的路上,去看看今天的反抗路径。西南天空透着一点霞光,远处社会主义住宅群里有两座格外高的,纪念碑般遗世独立,因残破而充满岩石质感,自治工厂在这一带的废弃仓库里,不留心标识几乎找不到。

不寻求机构、政党、商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的帮助,只靠捐助和自我支持,组织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不给自治工厂设定特定的政治立场,各政治团体都可以前来。最近的安排包括:一次免费英语培训,一次读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西班牙语课,一次关于社会生态和城市权利的讨论,一次希腊朋克演出。他们的场所简陋得像占屋占来的废弃仓库,事实上却在缴纳一笔不小的租金。

今年是保加利亚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成立100年,当时运动声势浩大,几乎遍布所有城镇和大村庄,尤其是农村,保加利亚是一个农业国家,无政府主义的农业党影响广泛,形成了自己的游击队,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这些受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影响的人将自己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而在1944-1948年间,5000无政府主义者中的500人被关进了集中营。

他们抽着烟谈起往事,还给我详细讲述了这些年如何和希腊以及其他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在边境组织“无边境营地”,巴尔干之间的团结看上去激动人心。

“在巴尔干联邦中,所有巴尔干民族都能找到唯一真正的救赎。”一百年前的一份宣言中这么说。

我和本地左翼杂志《Dversia》的两个成员聊起他们对欧盟的看法。男孩是个工会主义者,寄望于欧盟的工会制度能改善保加利亚的工会状况,她的女朋友是个疑欧派,说她宁愿要一个巴尔干联邦。

根据《巴尔干五百年》,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崛起是19世纪中叶纯保加利亚语学校开办以后的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830年时还不过是一撮知识分子和行动派所倡导的观念,“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也尚未成形,在东南欧,尚没有“民族”自立为独立国家(如“浪漫”的民族主义者所想象)。1900年有人写道:“甚至在40年前,保加利亚人这个名称几乎不为人知,每个来自那里的人都很自然地称自己是希腊人。”后来,在新国家的领袖从沉浸在奥斯曼世界观的农民社会中创造出“民族”的时刻,其模糊性也是不能立刻去除的。有一个人自白:“我们的父亲是希腊人,没有人提到保加利亚人。若我们成为保加利亚人,那自然再好不过;如果一定要做塞尔维亚人,也没有问题。但现在当保加利亚人比较好。”

直到后来我们所知道的意识形态,希腊要成为“大希腊”,保加利亚要成为“大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要成为“大塞尔维亚”。这些前从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国家以军国意识形态互相对抗和排斥,一边压迫本国少数族裔,一边接受欧洲帝国主义的分裂和调停,都想在列宁所谓的“分配已分配的世界”的过程中谋得更好的位置。

与此同时,一条激进的线索也是存在的。法国大革命推动了所谓的巴尔干激进主义,1790年巴尔干就出现了雅各宾派。在1865年的贝尔格莱德,一些激进的巴尔干知识分子创立了“民主东方联邦”,提出了一个基于政治自由和社会平等的从阿尔卑斯山到塞浦路斯的联邦。他们的思路和法国大革命、圣西门的联邦主义、马克思、巴枯宁都有亲缘。

几年后的1884年,雅典成立了“东方联邦”,这是希腊知识分子和一些巴尔干政治家的倡议,是资产阶级联邦制的最后样本之一,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政治和温和的民族主义。相反,第一批巴尔干社会主义团体持坚定的国际主义观点,1894年在法国成立了“巴尔干联邦联盟”,其中有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者。

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人革命发生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工人联合起来,从伊斯坦布尔到贝鲁特,发生了许多罢工,保加利亚出现了两个社会主义组织,希腊成立了“奥斯曼工人的社会主义工人联盟“,这是第一个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国际主义组织,以城市无产阶级为根基。这一联邦的问题在于低估了民族问题的政治意义,对巴尔干社会们的支持资产阶级倾向也持温和态度。那时的政治主流线年,巴尔干战争期间,联邦的报纸因为发表了一份反战宣言而被封,宣言同时反对新土耳其人的沙文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无法建立真正持久的民族团结,战争创造的东西将被另一场战争摧毁”。

1915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第二届巴尔干社会会议,此次会议是第一次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反战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巴尔干工人的社会民主联盟”,这是由革命社会主义原则推动并符合“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政治战略的工人阶级网络。“巴尔干国家统一的第一个重大实际步骤是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统一为一个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这个巴尔干社会和工会协会联合会正在形成,不仅因为人为的界限会分裂巴尔干半岛的人民(他们命运相连),还是因为没有这个组织的话,为实现巴尔干联邦共和国而进行有效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在巴尔干联邦共和国中,所有巴尔干民族都能找到唯一真正的救赎”。

两年后的1917年发生了十月革命,受其影响,1919年,“巴尔干工人社会民主联盟”变成了“巴尔干联邦”。所有这一时期(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国家的每一次革命危机都被视为世界革命的时刻,保加利亚每一次与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斗争,都是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一部分。

巴尔干国际主义的历史在1920年代末被中断,共产国际各党派一个接一个地采用了“一国社会主义”纲领,以国际主义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国际主义者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成为少数,几乎丧失了政治空间。巴尔干联合会受苏维埃政家官僚利益的支配,直到1939年被解散。1943年共产国际自身的解体就是这个过程的“波峰”,标志着被大规模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斗争所笼罩的整个时期的结束。

保加利亚农业党在1919年至1923年执政。亚历山大·斯坦博利斯基是当时的保加利亚总理,他是保加利亚融入南斯拉夫以及更大的巴尔干国家的坚定支持者,因在1914年的议会听证会上称自我认同为南斯拉夫人而非保加利亚人而闻名。后来他结局悲惨,被极右组织杀害。因为他准备放弃保加利亚对马其顿的领土诉求,转而支持巴尔干联邦,被视为保加利亚的叛徒。

到了1940年代,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还曾商议了一个将两国合并为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项目,但在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分裂后,协议被撤销,当时保加利亚是苏联的忠实小弟,被迫站队。

这一线索常被南斯拉夫掩盖。但南斯拉夫的惨烈残骸一定是巴尔干国际主义/联邦主义的残骸吗?后者能否成为今天的思想资源?如今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减弱,战争似乎不再可能发生在巴尔干,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剥削和无形战争却日益严重,巴尔干联邦能不能给今天的反抗运动提供替代方案?

欧盟对成员国的要求、野蛮的紧缩措施都令人不安,这些措施和结构调整方案不禁让人想起100多年前大国对其巴尔干保护国的要求,使巴尔干国家陷入债务并受到大国的支配。希腊已经出现了支持巴尔干利益反对欧盟的政党EPAM。

人们常说,原始的“巴尔干精神”是造成过去“种族冲突”的原因,而欧洲一体化、市场转型和北约军事干预被作为解决现代化失败问题和所谓“失败国家”的解毒剂。现在,经过二十年的经济破坏和对新殖民主义的依赖,巴尔干的问题已经与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的历史不可分割。

在保加利亚,金融化增长模式实际上是西方银行在抽走资本,欧盟最贫穷的国家以最贫穷的公民为代价资助了最富有的国家。与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保加利亚是欧盟的净债权人。反过来,欧元区银行利用债务危机攫取新的公共财富来源,如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的能源部门正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下进行私有化。在这样的制度下,公共财政必然要紧缩,这意味着从穷人到巴尔干大亨和西方银行家的巨额财富转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停止债务经济,停止进口昂贵的西方商品和出口移民工人奴隶军。巴尔干联盟被一些左翼视为国际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摆脱亲欧还是亲俄的二元选择,摆脱对双方的债务依赖和能源依赖,建起跨巴尔干半岛的网络,发展公共投资。最重要的是整个地区的工人、学生、农民和养老金领取者联合起来,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

巴尔干联邦看起来是“要求不可能之事”,其前景并非是可见的明灯。它需要欧盟的终结,虽然有传言称欧盟在其较贫穷的国家(特别是希腊)和目前的难民危机压力下可能崩溃,但没有理由相信这将很快发生。而且,南斯拉夫解体后的血腥战争可以用来宣称这个想法永远不会奏效。“这可能是真的,但值得记住的事实是,最初血腥的巴尔干战争也没能阻碍巴尔干联邦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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